他看到很多华工因为终年劳累，且吃不好睡不足而死在橡胶园。在那里，他萌生了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念头：早晚有一天，我要砸碎这个万恶的世界！
从橡胶园出走的革命家
——华侨华人百年心灵史
1909年初春的一天，邓恩像往常一样，先是经历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然后是大雨倾盆的午后，别墅下面的麻坡河一如既往地穿梭着行色匆匆的各等船只。邓恩在他的“宜春草堂”别墅里对着麻坡河饮茶，平时他没有这么清闲，他有太多的事要做，比如将名贵药材卖给当地的皇族，或者到他的橡胶园看看那些植物的长势，或者找要好的乡绅谈谈家乡事，再或者乘着小船去更远的地方谈谈生意。
这样的忙碌都被一个叫“孙文”孙中山的香山人给搅了，他正在他的宜春草堂边饮茶边等待这个神秘人物的来访。
良久，一个矮个子，衣着颇为绅士的男人出现在渡口。邓恩迎上前去悄悄将他引到自己的别墅……
斯时，邓恩已化名为邓泽如，并且有自己秘密的身份：瓜拉庇劳同盟会会长。
这是他与江湖上流传已久的神秘而又张扬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第一次会晤。他们在“宜春草堂”密谈了很久。
邓泽如的“宜春草堂”，座落在图南园山顶，面临麻坡河，是风水师选定的“鲤鱼翻身”之地。“宜春草堂”不仅古色古香，其家居摆设亦相当别致，各色家私都从中国运来。相传，常有一工人挑水上山供孙中山使用。
“邓泽如对于革命的狂热并不亚于孙中山。”据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吴彦华称，1906年至辛亥革命胜利之时，孙中山与邓泽如有过密切联系，书信往来频繁，而孙中山每次自麻坡河而来，时常住在邓泽如家，许多秘密会议都是在“宜春草堂”举行的，那里离英殖民地较远，偏僻并且安全。
1906年以前，邓泽如经过一番打拼，已经有相当丰厚的资财。那之前，他叫邓恩。1869年3月19日，出生在广东江门市郊区篁边乡。清光绪年间，邓因家庭困难，以契约劳工身份来到马来西亚谋生。起初在橡胶园当雇工，在那里他亲历了华工的悲惨处境。
雾霭笼罩着一望无际的橡胶园，一棵挨一棵的橡胶树铺展开来，将整个橡胶园盖得暗无天日，衣衫褴褛的华工就在这种环境中起早贪黑当牛做马，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他看到很多华工因为终年劳累，且吃不好睡不足而死在橡胶园。在那里，他萌生了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念头：早晚有一天，我要砸碎这个万恶的世界！
心中有了目标，打工就有了方向。后来，他毅然离开橡胶园，转到马来西亚有名的“锡矿大王”和“橡胶大王”陆佑处当厨师。很快便为陆佑赏识，提升他做账房工作。从此，他脱离了卖苦力的行列，有了一定时间关注国内大事。这一阶段，正是西方列强欺辱大清国最烈之时，也是大清国**程度最彻底之时，很多仁人志士痛心疾首气愤难当，邓泽如当属其中之一，这是他的思想进一步升华的重要时期。他认为，华侨的苦难都是清政府**无能造成的，拯救老百姓的苦难靠大清国已经不可能，必须培养一支像义和团一样的新兴力量，而这支力量必须有足够的物质基础。
不久，他便辞去了“锡矿大王”的账房工作，赴金宝开锡矿，后又转往瓜拉庇劳开垦和经营橡胶园，兼做药材生意，并在芙蓉开办光亚印刷文具店。邓泽如产业逐渐扩大．除拥有一批店铺外，还拥有500多亩橡胶园。渐渐地，他成为当地华侨社会一个事业上有成就，经济上有实力，思想上有寄托的人物。而他处世待人谦厚谨慎，平易随和，当地华侨各界人士都乐于和他交往，这为他日后的革命活动作了最好的铺垫。
此时的邓泽如，也从一个实业家转变为一个革命家。他有了一套自己的政治理念：非革命中国不足以图强，非革命不能改变旅外侨胞的卑微地位。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邓泽如，已经把革命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追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对这个追求坚忍不拔。
1906年，孙中山兴致勃勃地到达新加坡，积极成立同盟会，同年8月，马来西亚的芙蓉、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相继成立同盟会。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恰好契合了邓泽如的人生追求，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同盟会，并担任马来西亚分会会长。
1907年，孙中山发动镇南关之役，策动清将黄元桢起义，拟攻河内，克云南，起义军急需军饷，孙中山就派汪精卫带上他的信函到马来西亚找邓泽如，恰巧邓外出不在，回家后见到孙中山的信，便急走数百里直追汪精卫，捐助数千元，以应军饷之急。
镇南关之役挫败后，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在新加坡遭到些许冷遇，孙中山他决定将视线转到马来半岛的其他地区。
1909年2月，孙中山亲自去森美兰、芙蓉、吉隆坡宣传革命，邓泽如至此才第一次与孙中山会晤。在这次会晤中，孙中山认真分析了国际国内革命形势，解剖了清政府**无能的政治机理，详细介绍了革命纲领和策略。
孙中山清晰的思路、坚毅的性格、丰富的表情以及亲和的言谈，都给邓泽如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们结成牢不可破的革命战友。
这以后，东南亚英、荷属地的同盟会总会就从新加坡迁到了马来西亚的槟城，并派邓泽如负责党务和筹款工作。此外，孙中山在新加坡筹办的《中兴日报》招股募捐工作，也由邓泽如负责。邓把这些革命之事当做自己的分内工作尽心竭力，每事必办出精彩结果，这使孙中山很是感动。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胡汉民到南洋筹款，图谋再次起义，但走遍新加坡、芙蓉、府坡、马六甲及怡保等地，仍未有华侨响应。当时邓妾陈氏刚生下第一个儿子邓光夏（黄兴给他起的名字），产后又患有重病。但为了筹款支持革命，邓还是毅然离家奔走于各地华侨社会。
这时的邓泽如，俨然把自己当做革命的组成部分，他的家产自然也当做革命的组成部分。
人，到了这种境界一定超越了常人的思维和伦理。
现如今，有些人笑话这些人很傻。认为万贯家财还复无，不值得。岂不知，先贤们是有信仰有追求的一代，他们为了大我舍小我，留下了万代英名。而取笑先贤的人们，再有财富支撑也显得那么卑微。
邓泽如为了革命不仅自己荡尽家财，而且成了革命的“筹款机”。 孙中山曾赞他“筹饷之功，必与身临前敌者共垂千古而不朽矣”，“足见苦心劳力，为国奔驰，钦佩无极也”。胡汉民在《恭祝泽如邓先生五十寿序》一文中也说：“黄克强（黄兴）先生语余曰：以言南洋爱国之士，吾必以邓君泽如为巨擘。”
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夕，邓泽如全身心投入筹款工作，及时募集47663元，占黄花岗起义前各地华侨捐款的第二位，有力地支援了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起义。
1911年12月，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途经新加坡回国，邓泽如前往会见。孙力邀邓回国拟委以要职，邓却极力婉辞，足见邓的品格……
